我是一个纯侗族血统的写作者
杨仕芳，广西三江县人，侗族，1977年出生，2007年开始小说创作，第十九届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民族文学》《花城》《山花》《广西文学》《文学界》《芙蓉》等杂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选刊转载，曾获得2007、2008、2009年度《广西文学》奖，2011年广西第四届少数民族创作“山花”奖，出版小说集《我看见》等两部，长篇小说《故乡在别处》《白天黑夜》等。
中国论文
梁帅：您是广西作家，中国当代文坛中，曾有广西三剑客的大名，我曾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您的创作是否受过他们的影响？
杨仕芳：是的，一点也不夸张地说，自小说创作以来，我深受广西三剑客的影响：东西小说的飘逸，如《没有语言的生活》《耳光响亮》《不要问我》等，*子小说的坚实，如《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被雨淋湿的河》等以及李冯小说的空旷。归根结底都指向内心与人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小说大多是我熟悉的生活、环境与场景，读起来特别有温度和感觉，既而发现他们小说里的人物大多就在我自己身边活着和死去。他们能够把简单的事物转化成小说，使文字在他们手里成了魔术师的神奇道具。我从他们的小说里看到了世界存在的另一种甚至多种可能性。那种可能性充满探索性的诱惑。确切地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三剑客的存在激发我走向创作之路。我在他们作品里看到另一条通往世界的路径。我由衷感谢三剑客勇于在中国文坛亮出“文学桂*”这面旗帜，让包括我在内的广西年轻一代写作者有了努力和追赶的目标与自信。是的，自信，是写作者能否启开内心密码的重要条件。我在他们小说的指引下，忐忑不安一路前行。所以这种影响，至少对于我来说，已然超越了小说艺术范畴，更像是一种显见的精神。
梁帅：作为70后作家，你又是少数民族，应该说有着独特的创作资源，你怎么看待这些资源？
杨仕芳：以年代来划分作家群应该有其道理的，尽管我至今仍然弄不明白其中是个什么样的道理。我从不迷信年龄对于写作的决定性影响。我相信的只是每个年代的生活不一样，同样每个人的生活也会不一样，这就造就了不一样的作家个体。但是，我对于一个年代于作家的影响有多大表示怀疑，至少怀疑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影响那么巨大与重要。我承认我的童年记忆里是属于我的那个年代的，与60年代和80年代不同，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就带有70年代的印记吧。我是深受60年代作家的影响成长起来的，但是我写的更多的是属于自己年代的记忆，这又与他们不一样，与更年轻一代也不一样。这说法似乎自相矛盾了。其实我在创作当中压根没去考虑过这些东西，不知道那种写作是优势还是劣势。我一直相信创作本身就没有优势或劣势可言。任何题材都只是相对而言，而不是由年代所能左右。
我是一个纯侗族血统的写作者，我的祖先创造了语言，却没有创造文字，使得我现在的表达不得不借助外语：即汉语。在创作过程中，我发现许多侗族语言思维是无法用汉语来表述的。我想把英文、西班牙文翻译成中文的人对此定深有体会的吧。那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所决定。在汉语小说创作中，我时常以侗族文化传统的目光和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汉族文明，从而发现了许多被生活表层掩埋的奇诡现象。这种发现不断地激发着我的小说创作。这种带有民族地域文化的小说叙述方式不禁让人怀疑会不会导致小说格局变小，事实上这种叙述会从一个窄小的空间突然打开另一个宽广的世界。我想这就是这种小说存在的理由和方式吧。我相信这种小说更可能在别于维护当今世界的法律、道理、理化等文明之外存在，并具极强的生命力。归根结底，那是一种借助汉语思维又别于汉语思维的小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处于这种状况，也不知道这种状况好不好，我知道的只是随心去写，以不同的语言思维方式解构和建构作品。
梁帅：有一个作家和我说起过，就写你熟悉的事，这在我的创作之初，很有效。我写了很多熟悉的生活，你是否也有过如此的经历？
杨仕芳：在我没写完我的生活之前，我想这条经验仍然有效的。至今我的笔都盘旋在我熟悉的生活区域里，身边的那些人和物，他们的呼吸和苦痛，如同就是我自己，写起来就不费劲。在我以往创作的所有作品里，几乎很少写自己陌生的事物，所有的小说中都是游走在乡村小路的小人物，即使有的不小心游走到城市里，大多都走不到城市的内核，仍然游走在大街上，直到他们再次回到我熟悉的乡村。他们渺小得像路边的野草，却又像野草一样生机勃勃。我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我身边的事，它就以一个完整的故事存在着。有一天我把它写了下来，然后它就成了小说。那之后我按着类推，把那些熟悉的人与物写到小说里，再加上一些思考与发现就是我现在呈现出来的小说。每一个情节都是虚假的，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都来自我的记忆与内心，都是我的灵*在跳跃。我目前完成了两部关于“故乡”的长篇小说，叙述的内容都是再熟悉不过的生活，那如同身上流淌的血液，只不过我让它们流淌到纸面上，所以每次完成一部小说创作，无不感到被掏空了一般。其实，我很想写一部不是发生在身边的作品，又不只是历史小说那样的作品。那不是该不该那样写的问题，而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的问题。
梁帅：个体的资源总有被写尽的时候，你觉得怎么突破这些？
杨仕芳：我读过王安忆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内容记不清了，但文章的标题至今记忆犹新。她的标题是：我的写作与经验和我的经验写作。这个标题特别好，把写作的两个不同阶段的状态很好地概括出来。毫无疑问，每个人写作之初都离不开自己的生活经验，大多数把自己生活里的经验写到文章里。这并不难理解。每个创作过的人或多或少都这么干过，尤其是写下讲究真性情的散文写作者。然而，生活经验毕竟是有限的，人不过能活 那么几十年，相对于历史长河，那无异于滑过的流星，一下子就没了影子，是不可能拥有无限的生活经验。这也不难理解。问题在于，当生活经验枯萎时该怎么办。我想这是一个作家走到了命运的岔口，要么江郎才尽从此封笔，要么突破自己成为更加优秀的作家。写到这个点上的作家，生活经验已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经验。这种经验是盘踞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那是一种完全建立在精神维度上的叙述与表达。达到如此写作境地，我想该从生活经验通往写作经验再往空灵世界之间找到一条渠道，最终使小说从生活经验中飘荡起来，让小说走向遥远、陌生和无限宽广。
梁帅：作家也是读者， 创作过程中，也会受到了一些作家的影响，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有哪些？你怎么看待在创作中模仿与超越之间的关系？
杨仕芳：作家首先是读者。我一直这么认为。或许是我愚钝吧，要是不阅读我断然写不出文章来的。我真正的阅读是在17岁完成。那年我离开乡村到城里念书，在无意间读到一本外国小说，叫《简爱》。读完后，我被那书里的世界惊呆了。我从没想到世界还有这样的美好的作品，流畅的叙述，优美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故事。我对课本产生了不满和怀疑，从此找来大量的优秀作品来读。我受到许多作家的影响，影响较大的有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当代作家马原、格非、余华、莫言、苏童、阿来等，我曾一度迷恋先锋小说，那种尖锐和不懈的探索与追求让人激动。我至今仍然在努力寻找先锋小说的叙述方式。诚然，这种叙述已与八十年代的先锋叙述不一样，我更多地愿意承载先锋小说的精神而不是外在的构建。灵*才是一篇文章活着或者死亡的标示。在这些自己喜爱的作家面前，我从不敢说超越，我想也没人敢这么说，随着叙述语境内外部的不断变化，也使这种相互比较陷入无聊。在创作之初，我是有过模仿的，我无意掩盖这一点。在我阅读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还存在这样的东西。后来我就想写这样的东西，再后来才明白这东西就是小说。当创作推进到一定程度之后，渐渐地发现喜欢的还是自己的方式，然后努力回到自己的叙述轨道来，这就是一种超越吧，超越自己，成就自己，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出自己的作品。这种超越我想最重要的不是超越谁，而是超越内心的那个自己。
梁帅：你曾经有过乡村教师的经历，你怎么看这个群体？在我们当今变化莫测的时代的处境，你是否用文学来表达他们的声音？
杨仕芳：我离开讲台有十年之久了，可能是自己当过教师的缘故，我一直关注教师这个行业，尤其是乡村教师。我是了解和理解这个行业的，甚至说刻骨铭心都不为过。乡村教师的处境之艰难往往超过别人的目光与想象。我同情他们。他们地位低下，收入微薄，更多时候却得不到理解和谅解，只因为他们是教师。很多时候，我都怀疑我们这个社会出了毛病，一个做不到尊师重教的国度会滑落成什么样子，想来就让人后背发凉。在印记里，我觉得有两种行业最令人尊敬：教师和医生。医生救人之性命，而教师启人之心智。当一个病人把自己的身子交付于医生，当一个孩子把自己的灵*交付给老师，那么他们离神已经不远了。我一直视这两类人为神圣之人。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医患也罢，乡村教育也罢，始终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结局不是让人温暖而是心疼。我离开教师岗位就基于此吧，内心里的那份神圣倒掉了。我无法在乡村讲台上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收入相对好于教师的医生也一样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这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往往导致着职业操守的动摇。这种种现象的出现，或者就是小说存在的空间与理由。这些年来，我一直书写着乡村教师，从未间断，他们就活在我的心里。他们面对着道义、、担当，又被种种看不见的东西所绑架，在逼仄的乡村空间里存活，那是一件多么煎熬的事。我想我不禁替乡村的年轻教师着急，想要不就放弃理想吧，或许那样会活得轻松些。这种纠结其实就是我内心的写照。在写他们就是写我自己。我写乡村教育题材作品，并不是在为他们发声，而是自己内心的表达，表达我的发现与愤怒，尽管我已经过了愤怒的年纪。我只是愿意那些声音是自己的，出于灵*的发现而存在于世。至于小说能走到哪，能否打动乡村老师，抑或不是乡村老师的老师，那都是后话了。我想说的是，我写下的那些作品，老师们不妨翻一翻，或许能翻出自己的影子。
梁帅：韩东说过，诗到语言为止。我觉得小说对语言的要求也很高，你是怎么处理小说的语言，或者，你语言之于小说是怎么样的地位？
杨仕芳：诗对语言的要求的确很高，当然也出现一些要求不怎么高的语言诗歌作品。尽管如此还是赞成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的观点。诚然，小说的语言一样重要，文学是一语言艺术，首先强调就是语言，最终回归的也是语言，语言本身就是最大的艺术。小说语言与诗歌语言相比，可能是小说的篇幅问题而更易于让读者原谅它的粗糙与不精致。而这种粗糙出现在诗歌里便十分扎眼，而使诗歌走向失败。我喜欢李白的诗歌、李清照的词、喜欢雷平阳的叙述，也喜欢余秀华的态度。在此提到余秀华并不是为了出秀。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别人怎么看待这位女诗人，也不知道她的作品有多好或者有多坏，我喜欢她在作品里透出的那份真诚，那份面对命运与生死的状态。这种状态反过来又影响着她笔下的文字。那种透过灵*的写作状态打动着我。我对小说的判断，首先是先于语言，我有自己喜欢的语言类型，如同喜欢诗歌那种干净的语言，当然小说语言再怎么好也无法与诗歌语言相比，小说篇幅太大，要每句话都写成诗那是痴人说梦，但可以以此为努力方向。每每读到细腻而干净的语言，诗一样的诗歌叙述的小说，往往第一句话就抓住了我。我愿意与期待读到在语言细微的肌肤里就抵达宽广世界的小说，而不只是用粗糙的语言套牢着一个宏大的主题。在语言叙述上，我发现南方与北方有些不同，南方作家语言更柔软与细腻，北方作家的语言则更宽广与粗旷。于我而言更适合南方作家的语言叙述方式。诚然，北方作家的老舍、史铁生等作家的语言叙述让人惊叹。我喜欢那样的语言叙述，尤其是史铁生，那种出自灵*不受尘世污染的，几乎能闪出的文字，读着就是一种幸福。
梁帅：你对外国文学作品，是否感兴趣？如有，你喜欢的外国作家有哪几个？他们对您的创作产生过怎么样的影响？
杨仕芳：我喜欢外国作品，可惜的是我外语不好，不得不借助翻译作品来了解，尽管如此，打动我又影响我的外国作品数不胜数，它们对我的创作或多或少都产生过影响。在那些作家里，我喜欢小仲马、海明威、昆德拉，以及俄罗斯一大批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对我的影响至深，它教会我警醒，对不公的控诉与批判。我在想如若小说失去了对社会的批判，那么它还有多少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呢？我很难想象小说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而已。我至今仍然愿意相信小说承载着社会感，应该具有批判的精神。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我面前突然揭示出语言与想象之艺术的精妙，教会我看到那条通往小说腹地的通幽曲径。俄罗斯作品的那种厚实与坚韧，使我到目前为止都愿意贴着现实去写，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进行构建。这些作品对我的创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或许将影响我的整个创作生涯。
梁帅：对于阅读，是一个作家的分内的事情，你现在阅读什么书，可否推荐几部？
杨仕芳：阅读于我是一份快乐的事，不管写不写作。我阅读更多的是文学作品，在不断地写作过程中，单纯的文学书已经不能满足阅读需求，逐渐地阅读一些文学之外的书，近段时间我阅读一些评论、社会、*治、自然等的书，也喜欢上了《中国哲学简史》《圣经》以及一些佛教的书，许是自己的内心凌乱和浮躁吧，想找一处安宁。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每个人在不同年纪阶段阅读的书也不一样，推荐的事也就罢了吧。非要推荐的话，那就去找适合自己气质的书来读，或许那会更有益的吧。
白荔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