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Q报道组工作时，我曾接触了三十多位MH乘客亲属。在漫长的等待和寻找中，痛苦缓慢地生酵并融进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微茫的希望带给家属的，不仅是慰藉，更让他们陷入崩溃，甚至是彼此伤害。这是MH失联事件里最为疼痛黑暗的部分。这篇长报道记录了这一群希望的“囚徒”，但在当时因不可抗力未能刊出。3月8日是MH航班失联三周年的日子，我们在这里将报道分享出来。三年了，家属们仍然还在寻找和等待。
又一次陷入绝境
希望遭到了严重威胁。63岁的胡秀芳整个晚上都在不停说话，她的声音尖细，语速很快，爆破式的发声会把一句话开头那个字咬得很重，听起来像是一连串喊叫。
在过去的时间里，她和许多MH航班乘客的家属一样拒绝相信亲人已经死去，并围绕这一微弱的可能性构建了全部生活。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成为他们思考的逻辑终点，因此，年1月29日他们被冒犯了：马来西亚航空突然宣布MH航班失事，并推定客机上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胡秀芳的儿子、儿媳和3岁的孙女都在飞机上。-7℃的夜里，这个身形孱弱的老人匆匆赶到北京郊外的顺义空港家属支持中心，打算迫使马来西亚人收回决定。
和她一同聚集的，是近名惊恐的乘客家属，他们从远及邯郸、济南等地赶了过来。穿着橙色马甲的医护人员在会场后待命，手旁是一个大号的急救箱，上面贴着醒目的红十字标识。
主席台上并没有马来西亚人。替代他们的是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民航技术专家。“没有实物证据，为什么宣布机毁人亡？”“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自己不来沟通？”不等台上回答，家属们就提出下一个问题。连续的反问像是鼓槌，捶在家属们的心上。
41岁的姜辉坐在主席台前的第一排，梗着脖子，像在克制什么。他是这群人中隐形的领头者，母亲在最后一班MH上。他问航空专家，搜寻已经过去天，有什么条件支持宣布飞机失事。说到一半，工作人员插嘴进来，试图打断他，讲起一些类似“我们一直在做工作”的话。姜辉拉高了音量，那个平静的叙述仍在延伸。
“请闭上你的嘴！”姜辉抓着麦克风，对着台上一连喊了十多声，力气用完的最后两下，几乎是哭腔。那个叙述始终没有停下。
胡秀芳跟着话题，嘴上不停附和着，碰到好的提问时，人群里开始鼓掌，她也会举起手来。
台上的工作人员有些着急，他请家属们“饶过”，并保证，宣布飞机失事后，搜索仍将继续，只是空港物流园的家属支持中心会择机关闭。晚上十点多，工作人员们在混乱中离开了，留下心有不甘的家属，不知道做什么。他们干脆往会议室地上一躺，歪歪斜斜地睡下了。
类似的“希望保卫战”在过去一年里发生过多次。年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MH航班坠毁于南印度洋，有家属不能接受希望的陡然中止，一度爬上了丽都酒店的天台。家属们同样不接受没有切实证据的结论，他们在对纳吉布的反驳中重建了希望。
那段时间的夜里，26岁的*一站在酒店走廊里，就能听到呜咽的声音。看着满地的烟头，想到飞机上母亲的处境，他坐在床上猛捶几下，然后看着手不停地抖动。
“这希望是痛的。”抽了一口气，他回忆说。
仍在南印度洋面进行的搜寻工作，还未发现失联飞机的任何痕迹。这一事实让许多家属抱定——要说人不在了，就给证据，哪怕是一小片残骸；没找到，或许人还在。
从年12月开始，我接触了30余位心存希望的乘客亲属，他们的诉说让我常有置身深渊的感受。我开始重新思考MH航班失联事件。不同于其它许多灾难，这是一道不停被拉长的创口。
希望赠予安慰，也带来阵痛。飞机失事的消息宣布后，60岁的李校辉在家中猝死。当天，他通过电视直播了解到儿子已经被认定遇难。
我总是惊心地回忆起1月29日那个寒冷夜晚家属们的愤怒、咒骂和惊恐。沟通会快要结束时，胡秀芳不再开口，整理一下衣服后，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戴着银色耳环，她平静地从我面前走过，很快出了门口。
权义
图MH家属们举办的祈福仪式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年12月里一个周五，距离飞机失事8个月时间，在顺义空港的家属支持中心外，我第一次见到胡秀芳。天冷飕飕的，家属们刚刚参加完沟通会，许多人面色蜡*，眼睛哭红了。胡秀芳穿着黑色长款羽绒服，站在枯色的花坛边，有点无动于衷的样子。
她画了妆，脸颊上的白色有些油腻，眉和眼都勾描过。
在她脸上并不能看见“希望”的痕迹。她把亲人还可能在世当做一个铁定的事实埋在了生活里。
我走到跟前，打了声招呼，她支吾了一句“我还有事儿”，就颤巍着出了院子。像是受到惊扰，逃走了。后来她跟亲近的人解释，不接触记者，是因为她担心飞机上的儿子回来后，会被有关部门找麻烦。
胡秀芳极少同邻居来往，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年丈夫去世后，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中心。消失的飞机掏空了她所有能量。她只能凭借记忆去拼凑生活。几个月来，她每天都满怀希望地为亲人们归来做准备。
胡秀芳的一天通常是从凌晨四五点钟醒来后开始。摸索到手机后，她把编辑好的祷告发出：保佑亲人平安归来。在家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