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谢绝见网友，因为“承受能力有限”、“从心底厌倦艾滋病的话题”；给微博私信设置了自动回复：谢谢留言！坦率讲，我早已厌倦重复了无数遍的各类问题，不想看，更不想回复。或许你觉得我很冷漠，但也恳请看到我的无奈和不堪！如果，你确实需要咨询、交流或闲聊，那就先发红包过来，给你自己一份尊严，还我一份补偿。谢谢！
孟林在旅行中。受访者供图
文｜实习生王双兴编辑｜胡杰
校对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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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林为自己准备的遗像，就靠在客厅的书柜旁。枣红色相框大约一尺高，黑白照片中，他穿白衬衫黑西服，偏分着头发，戴细框眼镜，格子领带系得一丝不苟。
照片拍摄于3年，那时，已经服用7年抗艾滋病药物的孟林耐药了，买不到更高一级的救命药，他以为自己就要“熬不过去这道坎”，于是去王府井的中国照相馆，拍下了遗像。
没想到，他又安然无事地活过了15年。15年里，他搬了好几次家，扔了不少老物件，但遗像始终留着。
遗像里的人，曾经顶着同性恋、艾滋病的名声，“像鬼一样活着”；也曾经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患者，被媒体称为“中国存活最久的艾滋病病人”、“艾滋病感染者的活化石”，他见证了这一疾病在中国的防治史，又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中成为这一领域的“明星病人”。
现在，他57岁，照片里浓密的黑发，变得稀疏、灰白；眼袋松了，额头鬓角也起了皱纹。
57岁的孟林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淡出了自己一手创办的公益组织“爱之方舟”，减少了和艾滋病有关的活动。每天的生活就是遛狗、养花，买菜，做饭。
孟林在家中包饺子。受访者供图
“老了，累了，想歇了。”孟林说，在艾滋病圈子里浸淫了20多年，他厌倦了和艾滋病捆绑在一起的日子，如今不想当鬼也不想当神，只想被看作普通人，有血有肉，有好强，也有孤独。
“孟林没有力量啦”
年的第一个月，医院病床上度过的。
1月初，左腿做了半月板缝补手术——年轻时打篮球落下的伤。
24日，左腿的手术伤口还没有痊愈，孟林的心脏又出了问题，被医院诊断为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塞。
挂在床头的氧气咕嘟咕嘟输入体内，孟林整理了一下手背上的输液管，眯上眼，给自己来了张自拍，随手发到微博上：“想象了一下，叔走的时候应当就是这么安详。”
因为常年服用抗艾滋病药物，色素沉积，他的肤色比普通人更暗。如今鼻孔前又多了根输氧管，网友们一惊：“说什么蠢话”、“刚出院又住进去了”、“早日康复”……评论很快过百。
孟林不回复，笑言：“生命长短没那么重要。”
早在前一天晚上临睡时，孟林就感觉到了心脏不适，胸痛、气短，但他犹豫了，医院——医院就在小区旁边几百米处。“其实是在纠结，一下（死）过去不是挺好。”孟林说，对“艾滋病单身汉”来说，暴毙是最大的幸福，他们最怕“弹弦子（半身不遂）”，无人照顾，生活质量和尊严都没有。
孟林吃了几颗速效救心丸便去睡了，他说，脱鞋的时候，心里甚至做好了再也不用穿鞋的打算。
次日清晨，醒来，暴毙失败，拖到下午，去医院就诊。
住院前的孟林，穿黑色过膝羽绒服，围着深蓝色的围巾，身材不高，头发灰白，看上去和走在马路上的老人没有什么差别。医院人群里，检查、缴费、取药、打针，用双手接单据和药物，并对每一位医护人员道谢，声音礼貌、温文。
这符合朋友们对他的描述：儒雅，谦和，好相处。这和微博上的孟林不尽相同。
生活中的孟林本人。受访者供图
用朋友何滨的话说，微博上的孟林，总是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
手术住院时，有朋友在微博上发出三套寿衣图片，让孟林挑选，孟林转发并戏称留给另一位朋友；此前去云南旅游时，他穿上少数民族的女装，拉起粉红色裙摆，笑着歪头、拍照，发给别人看。
何滨也是艾滋病人，与孟林相识十余年，因为有共同的公益工作经历，他能理解孟林在现实和网络中的反差：“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无数条留言、私信，几乎每个咨询的人都会和你倾诉。就像我每天不管几点睡觉都会玩两把斗地主，孟林在微博上疯疯扯扯，也是他排解负能量的一个方式。”
这一次的手术，本可以顺势做一次倡导的，但孟林“放弃了，不想折腾了”。
艾滋病患者手术难的问题始终存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孟林也投注了很大精力为病友争取平等的就医权。“每个个案都是政策倡导的机会，可以变成群体的权利。”
这次的腿部手术，孟林原本应当找医院就诊，医院因为他是艾滋病患者医院，他便可以用“一场恶战”做一次社会倡导，医院接纳艾滋病人。
但最终没有这么做，他“自觉”医院接受治疗。
“老了。”孟林说，“孟林没有力量啦。”
“像鬼一样活着”
1月22日，孟林因急性心肌梗塞住院的前两天，我们坐在他的车里聊天。他声音不大，忍不住想抽烟时，会加重语气说一句“实在不好意思”，然后打开自己那边的车窗。寒冬的北京空气干冷，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他抽掉了大半包烟。
他以前抽玉溪，一天一两包。他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但戒不掉，于是改抽细支烟。说话时，烟渍在唇齿间若隐若现。
几十年的烟瘾了。
年底，孟林病发。脱发、消瘦、皮疹、腹泻、发烧、全身淋巴肿大……二十多年后可以云淡风轻地说出来的词汇，在当时让他一度无所适从。吸烟是化解压力的出口。
“猜到可能是艾滋病，不敢和任何人说，只能去各个小诊所对症治疗，哪不舒服看哪。”医院确诊过艾滋病患者，偷偷跑去检测——艾滋病阳性，CD4（人体的一种免疫细胞，正常成人的CD4细胞在每立方毫米个到个）只有26个，免疫系统严重受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氓罪”尚未取消，同性恋会被警察抓进局子，艾滋病作为经由性和血液传播的疾病，被看作“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产物”，和淫乱、肮脏、见不得人等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就连孟林自己也觉得，同性恋是见不得人的，艾滋病是罪有应得。
年初的北京，医院收治艾滋病人。直到当年3月18日，医院感染科首开五间艾滋病病房，孟林是第一批的第一个。
医院西南角，紧挨着太平间，原本是废弃的麻风病病房，医院临时叫人清扫打理，将孟林们安置其中。
房间简陋，每个病房不过五六平米，除了氧气瓶什么设备都没有。窗子不足半米，有几道铁栏杆守着，视线硬往外闯，也总会被黑黢黢的“煤山”挡回来。耳边还有来自太平间的哀乐和哀嚎，时不时地响。
戴着口罩，不愿意见人，每天躺在病床上，是医生们对孟林的最初印象。
“会痛苦，会恐惧，本身就是濒死的人，躺在阴冷的小屋里，天天听着哭声，那受得了吗。”孟林说。
几天后，他决定下床，站到门口，盯着陌生人哭丧、送殡——既然死亡不可逃避，那就和它大眼瞪小眼。
心情不好的时候，孟林也会去太平间里待上一会儿。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光线昏暗，靠墙处是一排太平柜，房间正中是遗体告别台，孟林一圈一圈绕着告别台转。从哪来，到哪去，怎么面对死亡，逼着自己想。
思考的结果是：接受，顺其自然，把今天过好，让今天快乐起来。
孟林在向日葵花丛中。受访者供图
和孟林同一批住院的有四个病人，一位吸毒感染艾滋病的重庆人，一位舞蹈家，一位日语翻译，还有一位援非工作者。
在那时，艾滋病意味着绝症和死亡，孟林和病友们约定：谁走在前面，互相送一下，不要走得太没有尊严。
后来，日语翻译去世了，“家属不管，我们给擦干净，穿上衣裳，弥留之际拉着他的手和他聊天。”孟林说，“其实是面对自己去了。你在这个（死亡）边缘，也要面对这些，面对了，就变得更加坦然一些，没那么恐慌。”
年，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鸡尾酒疗法”面世，医院艾滋病病房主任徐莲芝询问五位病人，是否愿意一年花20万，尝试药物是否有效。在当时，月收入三四百已然算是高薪，只有做生意的孟林能拿出20万的巨额药费。
如今孟林从不提及当年的生意，但坦言“不算有钱人，不过比很多人强很多”、“除了艾滋病我没有过过太苦的日子”。
早期的抗艾滋病药物副作用极大，孟林恶心、目眩、头痛到撞墙，但他至少活了下来。
同时住院的五位病人中，有两位因为无力承担药费陆续去世，一位无法承受心理压力和病痛自杀，只有孟林和另一位病情较轻的HIV携带者得以存活至今。
到现在，他懂得如何与体内的病毒和平共处，每天早晚十点钟准时服药，药片两白一黄，托朋友从非洲带回来的，让他的CD4维持在左右，和正常人无异。
现在的孟林不需要四处出差了，上网成了他的主要消遣之一。他眼花，最近又得了干眼症，摆弄手机时习惯把眼镜推到额头上去。
聊天间隙，他随手刷新微博，在一则年轻人自杀的消息底下，看到有人评论：自私。
孟林并不认同这样的评价：“自杀的人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心存一线希望就不会去死。”
“明星病人”
离开家后的二十多年来，孟林搬过十几次家，有时是因为“没有家的感觉，住着不舒服”，也有时是通过把高档社区换成普通社区，筹集药费。
现在，他住在北京西北郊，不堵车，有低矮的山峰在路尽头绵延开来，小区不远处医院。
孟林正在开车。受访者供图
家是一处不足30平米的公租房，学生公寓一般的纵长楼道里有几十户人家，孟林拥有其中一扇门的钥匙。
进门右拐是客厅，他在那里挂了一个深色门帘。朋友王言到家里做客，问：“为什么在这儿挂个帘子呢？没有必要嘛。”
孟林回答：“不希望被别人看到。”
王言没说话。他能够理解，孟林始终不适应被人